夜晚和朋友在万柳东路附近的一个叫小石灶的饭店吃饭，发现邻座的四个食客中有两个在抽烟，遂劝他们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为缓和气氛，我还笑着说了一句“公共场所抽烟要罚款200块”的话。其中一个人站起来看看我说“有那么严重吗？”我当时有些小紧张，以为他要做出对我不利的举动，还好，他仅仅是站起来而已。他没有再吸，有些讪讪地把烟头掐灭。听见我这么一说，餐厅服务员也说了说他们，搞得他们更尴尬了。

  事后我和服务员就客人吸烟一事进行了交流，她们的健康意识很高，也知道在吸二手烟。但对有些客人说了也不起作用。她们说最希望有关人员当场罚款了，可并没看到过有关人员巡查。由此可见，控烟执法力度还是太弱了，因为执法人员太少，而北京又太大。主城区控烟的情况是这个样子，那么郊区和农村肯定就更难控制了。

  回小南庄的路上，我在一商店门前看见一个烟头在冒烟，就用脚踩灭了它，这不禁让我想起湖南朋友杨耀文和我讲起的两起和烟头有关的事情。

  杨耀文说，大约2013年吧，湖南洪江古商城有一个烟民卧床吸烟，不幸因为乱扔烟头而引燃被子，发生火灾，导致把自己活活烧死。

  他老家会同县有一个朋友，烟瘾大，有一次住会同一宾馆，早晨离开时不慎把烟头掉在了易燃的地方。等他从外面回宾馆时，发现了自己住的房间火光熊熊，消防车正在救火呢。幸亏发现的早，救得及时，否则整个宾馆都有可能被烧掉。后来责任认定时，他负全责，赔偿了数万元钱，现在还有一两万块钱还欠着呢。

  上午北京绿十字孙晓阳主任的宝贝儿子柳巴岩把他在菲律宾旅游时捡拾的几个烟头交给我，这样一来，我已经收集到了五大洲20个国家的烟头，除了我捡拾的，还有彭云峰、荣尊堂和柳巴岩捡拾的，感谢所有支持林则徐禁烟奖的朋友们。

  夜里去大红门一个宾馆会朋友，发现宾馆的大厅有三个烟头有烟灰缸，就问服务员宾馆控烟的事情。服务员说大厅可以抽烟，进到里面就不允许抽了。我告诉她，北京这一次的控烟令在全国来说都可以是最严格的了，要求做到“屋檐下面不吸烟”，你们大厅里是不能吸烟的。

  大红门地区控烟无疑要比市中心难一些，因为这里接近于城乡结合部，属于薄弱环节，在监督管理力度上肯定不如市中心。

  中午在和平里一面馆吃饭，发现地上有烟头。吃完饭，发现老板正坐在外面的房间抽烟，就半开玩笑地对老板说“公共场所吸烟要罚款两百啊”。老板也没说什么，继续抽。这一段时间放十一长假，有关部门不上班，相关工作就滞后，控烟也是如此，要天天抓，天天检查。

  夜里应朋友之邀去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参加一销售培训活动，还没有进大门，便看见一些人在外面抽烟。

  在中心的的卫生间，我看见不少烟灰和烟头，可见该会展中心的控烟工作还有死角。不过话又说回来，有那么多人能在外面抽烟已经比控烟以前有了巨大的进步。给北京时间，给控烟办时间！相信随大家健康意识法治意识的提升，公共场所吸烟行为一定会慢慢的少。

  最近看到这样一条信息，爱尔兰在2025年要建成全球第一个无烟国家。这是文明的方向，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实在不易，作为政府来说，要烟草税的诱惑。我以为在公民健康和国家税收孰重孰轻这一问题上，爱尔兰无疑给世界各国做出了表率。

  政治家考虑问题通常比较全面，这是其位置所决定的。作为控烟人士来说，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减少吸烟率，让烟草销售额降下来；政治家就不会这么想了，他们可能还应该要考虑到烟草这一行业带给GDP的贡献率，一旦严控烟草会否给社会带来经济的下滑和社会的不稳定。如果考虑太多，行动上难免会迟疑，控烟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下午到位于亮马桥附近的21世纪饭店，感觉他们执行禁烟令执行得还不错。在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附近，我先后见到了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法学博士皮钧先生和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副主任洪桂梅女士，我把自己做的民间奖林则徐控烟奖向他们分别做了汇报，两位我以前的领导对我通过民间控烟奖推动公共场所控烟的举动给予了肯定。

  早上致电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金鑫先生，商量到北大展览我收集的国外警示烟标的事情，他认为可行， 商定下周再细谈此事。

  在和平里一餐馆吃早餐时，发现一人站在我旁边抽烟，服务员没有说，我善意提醒了他，一听口音，知道他是西北人。他连忙道歉，大步流星跨出房间熄灭了烟头。这是属于明事理的吸烟者，当发现了自己错了后，态度诚恳地改正。那些不明事理的吸烟者，你如果指正他，他态度蛮横，一副“我就吸烟我怕谁”的架势。

  前一段时间我打了两个控烟举报电话，现在已经半个月过去了也没有正真获得任何反馈，不了解是否是有关部门忙忘了，或者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去查。较之于刚开始，我感觉他们明显的懈怠了。我们国内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刚开始轰轰烈烈，最后无声无息。当然，北京控烟必然不会也这样，他们人手确实太少，怎么能忙得过来呢！或者他们正在蓄积力量，酝酿一次更大的爆发！

  今天在和平里一家面馆吃饭，发现面馆里间有三四个烟头，忽然想，控烟执法人能采用数烟头的方式来罚款，额度可以从10元到100元左右，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可以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吃完饭，从里间出来，看见外间有一食客抽烟，遂上前劝说，他很自觉地掐灭了烟。

  2015年10月16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35个世界粮食日，当天上午8点，我先来到北京延庆县环保局高级工程师霍高智先生的办公室，并致电12320，向他们反映我自上个月举报以来，没有接到回馈的事情。接线员告诉我，他们的期限是20天以内向举报者答复。我又向接线员说了数烟头罚款的建议，接线员说可以反映给相关领导。9点，我在霍高智先生和延庆县环保局宣教科郭亚男女士的陪同下来到延庆县太平庄小学。

  上午10点，在学校的活动室，我为一百多名师生做了“爱粮节粮，远离烟草”的报告。从当前粮食浪费的现状到非洲的饥民，从今天参与北京绿十字“体验饥饿24小时”活动的感受到我发起的“每月16节食日”，从“黄金点菜法、黄金就餐法、黄金饮酒法”的倡导到“五行加一资源分类法”的具体实践，从“我在地球有块地”到“生态文明绿三条”......我给大家做了40分钟的分享。尤其让我震动的是，当我讲到北京最严控烟令和“林则徐禁烟奖”，问及“家长吸烟的同学请举手”时，孩子们齐刷刷地去起手来，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由此可见北京农村吸烟率之高，北京控烟任务之重。记得以前在北京市主城区学校，我问孩子们同样的问题时，举手的同学并不是很多。

  中午12点，我来到学校餐厅，和就餐的同学进行了互动，对“光盘”的同学进行了小小奖励。通过上午的活动，同学们的“光盘率”比较高，大家纷纷向我索要签名奖品，以至于我有些应接不暇了。当孩子们得知我今天24小时体验饥饿，不吃饭时，都张大了嘴巴，一时间餐厅里“哇”声不断。

  吃饭之前，我还在校园里进行了“外国警示烟盒”展览。看了这些烂心烂肺的警示烟盒，很多孩子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劝家长戒烟，同时自己也要做一个讲卫生、重健康、行节约、爱自然的绿色少年。